在民国时期，怀柔县的警政组织经历了重要的发展与变迁。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央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现代警政体系。此时，怀柔县作为一个地理位置重要的治安区，开始引入新的警务理念和制度。由于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怀柔的警务体系在早期主要依赖传统的乡土力量，未能形成完善的警政机构。随着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怀柔县也逐步建立了县警察局，并开始配置相应的警力，形成初步的现代警务体系。
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怀柔县的警政组织面临严峻的考验。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内实施了严格的统治，警察系统也被纳入了日本宪兵的控制之下。日伪时期，怀柔的警政组织不仅受到了外部力量的影响，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分化。虽然伪政权建立了所谓的“治安维持会”，并对地方警察进行了组织和改造，但实际上，这一体系是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警察的功能逐渐转变为压制民众的工具。
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怀柔县的警政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一方面，日伪时期的警政组织借助外部力量，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和统治。另一方面，在地方社会内部，依然存在一定的抵抗力量。许多怀柔的民众和士绅通过私下组织和秘密活动来对抗日伪政权的压迫，形成了以民间自卫组织为特点的地方治安力量。这些自发的抵抗活动不仅反映了当地人们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日伪警政组织形成了挑战。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怀柔县的警政组织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动。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重建了地方警政组织，试图恢复法治秩序。此时期，怀柔的警务体系逐渐恢复了地方治理的功能，引入了一些法律和制裁机制，试图重建对民众的信任和威慑力。然而，国民政府政府的腐败和内战的加剧，又使得怀柔的警政组织面临新的困境，治理的有效性受到挑战。
总结来说，怀柔县在民国与日伪时期的警政组织经历了由兴起到变革的过程。时代背景和外部压力的变化，使得法律和治安的理念不断演进，虽然经历了外部的压迫和内部的动荡，但仍体现了该地区人民对治理与法治的追求。在这一历史阶段，不仅反映了警政组织自身的变迁，也折射出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复杂关系，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
